杨虎城嫡孙来祝寿，98岁张学良很冷淡，张杨二人真的是生死之交？

1999年6月初，正是张学良的98岁诞辰。为了庆祝这位“千古功臣”的生日，作为杨虎城之孙、杨拯民之子的杨瀚乘坐飞机前往了夏威夷。这是自西安事变63年来，杨虎城后人第一次看到张学良。

6月6日8点50分，张学良像往常一样，和夫人赵四小姐一起，被仆人用轮椅推去教堂做礼拜。而杨瀚则心情忐忑地站在教堂外等待。

一个小时的礼拜结束后，杨瀚被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介绍给了老将军夫妇。当张学良听说杨瀚是杨虎城的孙子，而且专程从加拿大来看他之时，甚至为之一振，然后就笑着说：“你好！你好！”

在杨瀚看来，张学良和杨虎城作为发动西安事变，扣押蒋介石的“双雄”，理应是生死之交。对于故人的后代，张学良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讲。然而令杨瀚诧异的是，张学良对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“冷淡”。简单问了声好之后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杨瀚后来回忆道：

“这样的反应让远道而来的我有点始料不及，为何这个和祖父一起敢“把天戳个窟窿”的世纪老人见到我时，为何如此平静？”

2年后，张学良举办百岁寿诞，杨瀚再次来到夏威夷参加生日会。在希尔顿大酒店，杨瀚和张学良以及张闾蘅碰了面。然而之前一样，张学良依然没有要谈话的意思。后来杨瀚就再也没有机会和张学良去谈具体问题，他也没有和杨瀚提及他和祖父的往事。

当时的张学良虽然年满百岁，然而脑子并不糊涂，谈吐和思路也非常清晰。张学良冷淡应对杨瀚，绝非因为年老昏聩，或许是另有隐情。

若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必须先回到几十年，回到那波澜诡谲的西安城。

一、张杨二人并非没有分歧

在西安事变中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又亲密无间的一面，但同时也有分歧的一面。

九一八事变后，东北军撤出了东北。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张学良和东北军又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地区剿共。而当时的陕西，则是原西北军将领——杨虎城的地盘。

在杨虎城看来，张学良没有了后方，失去了军事供应系统和财政供应系统，处境非常困难。为了解决张学良军队军饷问题，作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专门调拨钱款，为东北军调解燃眉之急。

杨虎城不仅在经济上慷慨解囊，在私人关系上，也热情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张学良。当时，杨虎城打听到张学良非常喜欢打网球，于是他专门将自己住宅的一处网球场修理起来，请他打球。从此以后，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。

后来杨虎城的母亲过生日，张学良不仅送来了丰厚的礼品，而且还“入堂拜母”，向她行了个大礼。在传统社会，只有结义兄弟才会这么做。

经过长期的交往，张学良逐渐发现自己和杨虎城在抗日方面，有着同样的主张。对蒋介石那套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说法，都十分反感。在“剿共”战争中，张学良、杨虎城麾下的数十万大军，却始终奈何不了只有区区数万人的红军，经常被整师整师的歼灭。无数的英雄好汉，没有死在抵御外敌的战场上，却死在了同室操戈的不义战争之中。这一切，让张学良和杨虎城倍感痛心。而这，也是促成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。

1936年12月，蒋介石专门飞赴西安，又要逼张杨二人“剿共”。杨虎城认为，这是一个逼蒋抗日的好机会。然而在这个生死关头，张学良却有些迟疑了，毕竟扣留国家元首，这可不是好玩的。但最终，杨虎城却“逼”他下定了决心：“如果张学良不干，杨虎城自己也会干，这一次，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就这么轻易走掉了。”

12月12日，西安事变爆发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“兵谏”，将蒋介石抓了起来。然而在如何处理蒋介石方面，张杨二人却爆发了巨大的矛盾。

张学良认为，只要蒋介石同意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就应该把他放走。从私人关系上来说，张学良和蒋介石是非常复杂的。从本质上来说，自中原大战之后，张学良就是蒋介石最坚定的盟友以及亲密的心腹。两人的个人私交非常好，出手杀掉或者持续监禁蒋介石，张学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。

数十年后，蒋介石辞世，张送给蒋介石的挽联称“关怀之殷，情同骨肉。政见之争，有如仇雠。”这个挽联，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和张学良“相爱相杀”的关系。

然而杨虎城却认为，蒋介石一旦回到南京，就必然翻脸。以他的流氓个性，完全做得出来。为了个人安全起见，蒋介石是绝对不能轻易放走的。

二、张学良陪蒋回京，害苦了杨虎城

在杨虎城看来，放掉蒋介石不是不可以，但必须得到一些保证，让蒋介石事后不能秋后算账。只要东北军、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以及红军形成一股合力，并得到蒋介石的一定承认，到时候再“放蒋”也不迟。

两人因为是否放蒋之事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张学良急不可待，非要25号就要把蒋送走。事后，张学良又将自己和杨虎城的争吵，告知了羁留于西安的宋子文、宋美龄。随后，三人在宾馆中密谋，决定背着杨虎城，将蒋介石放出来。毕竟当时驻守在西安的士兵，大多是杨虎城的部队。

结果到了12月25日，张学良突然给杨虎城打电话，说自己已经准备将蒋介石放掉。杨虎城赶到现场后，却发现“蒋介石已经在汽车旁边等着。如果杨当时表示强烈反对，那就得把张学良也扣起来，弄不好就掏枪了。”

为了防止火并事件的发生，杨虎城最终还是决定，同意将蒋介石放回南京。然而到了机场，张学良又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：“他要亲自送蒋介石回京，并说三天或者五天就可以返回西安。”张学良这一表态，把杨虎城惊呆了。

对于亲送蒋介石这一决定，张学良其实并没有想太多。据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、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回忆：

“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，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。还说，人家是委员长，我不送他回去，叫人家怎么领导抗日。我抓了他现在送他回去，是一抓一送，送他到了南京，他再送我回来，也是一抓一送，这样，岂不是成了千古美谈。”

很显然，张学良将“西安事变”，看成了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。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，主因是他所肩负的国仇家恨，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洗刷已经背上的“不抵抗将军”的恶名。在张学良看来，自己的行为就像评书、戏曲里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，都是义薄云天、忠贞无双。

听闻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介石，可把周恩来急坏了。他紧忙驱车赶往飞机场，却发现蒋张二人的专机早已起飞，不禁慨然道：

“张汉卿就是看《连环套》那些旧戏中毒了，现在他不但要“摆队送天霸”，还要“负荆请罪”啊！”

后来，周恩来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曾经讲到，张学良是个英雄人物，很豪爽。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。说白了，张学良在政治上，实在太天真了。张学良的这次南京之行，不过是将他、杨虎城以及东北军、西北军众将士，送入虎口而已。
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
假若张学良不亲自送蒋，而是留在东北军。东北军、西北军以及红军这三支强大的势力，必将形成一股合力。即使蒋介石回到南京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而一旦张学良飞往了南京，东北军必将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，三方合力更是成为无稽之谈。而在西安城外，数十万中央军正在虎视眈眈。失去了东北军的帮助，杨虎城岂能抵挡城外的虎狼之师？

因此张学良送蒋，不仅使自己落入蒋介石的牢笼，同时也把杨虎城给害惨了。在接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时，他所作答复的第一句话便是

：“这回的事，由我一人负责。”

然而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，张学良岂能一人做事一人当？

更令人扼腕的是，到了南京，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了一份“认罪书”。在国内舆论中，西安事变也彻底由一个抗日爱国行为，变成了“阴谋绑架国家元首”的叛国行为。即使张学良已经认罪，那么处罚杨虎城也就理所应当了。

而张学良被扣留南京之后，作为支撑西北局面主心骨的杨虎城，也是失误连连。其一，确信蒋介石能信守承诺，在张学良尚未回归之际，释放中央军50多架战斗机和扣留的军政大员。

其二，张学良被扣后，杨虎城与20万东北军的关系急剧恶化。东北军形成以王以哲为核心的领导层，然而杨虎城和王以哲不和，形成了严重的隔阂。

其三，杨虎城又未能有力地保护东北军核心王以哲的安全，导致了惨烈的“二·二”兵变的发生。在这场兵变之中，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、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均被杀死。从此以后，东北军再也无法凝聚成一个核心，从此分崩离析。

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介石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，东北军遂东调，分驻豫南、皖北、苏北地区，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，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、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红军。

失去了东北军的帮助，杨虎城在与中央军的对峙中战和不定，让中共和东北军及第三方力量无以适从，给蒋介石留出了“得以以政治手段解决之”的空间。

最终，杨虎城只好被迫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部队，辞去了职务、放弃兵权，出国考察。杨虎城出走后，蒋介石趁机将十七路军划分到各个抗战战区，分崩离析。从此以后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大势力，再也没有成为一个实体。

抗战爆发后，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。而杨虎城在国外，则密切关注着国内抗战，不断发表关于联合抗日的文章，寻找机会回国抗日。1937年11月30日，杨虎城结束了考察，回到了祖国。他踌躇满志，一定要踏上抗战战场，实现自己的保家卫国的梦想。

然而谁承想，蒋介石包藏祸心，早就布置好了陷阱，就等着杨虎城落网。在戴笠的陪同下，杨虎城一行踏上了去往南昌的飞机。但当他一下飞机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全副武装的军警所包围，从此开启了他的羁押生涯。可以说，后来杨虎城之所以被杀害，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张学良，是难辞其咎的。

后来张学良听闻了杨虎城的牺牲，曾表示了遗憾。但他的心中，必然也存在着相当的愧疚情绪。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为我而死。

从张、杨发动“西安事变”的初衷来看，一个欲带领东北军“打回老家去”的愿望因为自己的软禁而没能实现，一个欲在内战中保存实力转而投身抗日战场的愿望，也因为军队瓦解没能实现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张、杨失败了

然而西安事变”惊醒国人，迫使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，使东北军、西北军得以在抗日的大环境中以零散的个体保家卫国、守疆卫土，从这个方面说张、杨又是成功的。

张学良、杨虎城燃烧了自己的政治、军事地位以及生命，最终换来了蒋介石内外政策改变，点亮了抗战的光明前途。因此杨瀚后来评价西安事变：“这次事件，最大的赢家是民族。”

三、杨虎城牺牲后，张杨两家的交往

杨虎城和张学良虽然同样是被羁押，但两人的待遇却截然不同。

据蒋介石说，每年在张学良身上花费的资金，完全可以装备一个步兵团。在囚禁处，张学良只是没有自由，其他的时候都衣食无缺。毕竟张学良曾是蒋介石的结义兄弟，宋美龄和他的关系也非常好。根据张学良自己的说法：

“我没有死，完全是宋夫人保护我，蒋先生是要杀我的。”

在以宋美龄为首的宋氏家族的担保下，张学良依然可以过着富足的生活。

然而杨虎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杨虎城原本是冯玉祥手下的大将，后来归附于蒋介石，两人原本就有隔阂。因此西安事变爆发后，蒋介石憎恨杨虎城，远甚于张学良。

抗战中期，张学良和杨虎城都被关在了贵州，相距也不远，但两人的生活水准却是天差地别。在贵州的8年，一个排的宪兵和一个20多人的特务队日夜看守着杨虎城等人，这比对张学良的关注度高得多。后来到了重庆，这批人又全部跟着到了重庆。

随着解放军的高歌猛进，张学良被移送到了台湾，而杨虎城则被移到重庆特区的一个秘密处所——杨家山，继续关押。

抗战结束时，杨虎城曾满以为时间能够化解蒋介石对他的仇恨，给他自由。甚至连一些特务也这么认为，因此对杨虎城的态度也有所改善。然而事与愿违，蒋介石对杨虎城的看管不仅没有放松，反而还加强了。

最终，杨虎城心灰意冷，而他的夫人谢葆真也被迫害的精神失常，最终不幸殒命。当解放军的前锋已经指向重庆之时，蒋介石最终恶由胆生，将杨虎城、杨振中、秘书宋绮云两家六人秘密杀掉，其中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小萝卜头。而此时，杨虎城的其他家人，对此仍然一无所知。1949年12月，解放军进入重庆，事情才慢慢浮出水面。

西安事变后，张杨二家的情谊最终保留了下来。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在抗战时，曾一同就读于延安“抗大”，成为了最好的朋友，他们曾同吃一餐，同睡一炕。

张学良的五弟张学森去世后，杨拯民不顾自己的年纪和身体，忙前忙后，完全把张家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办。

1992年春，已经恢复自由的张学良突然给杨拯民送来他的一帧书法，上写：

“拯民世弟，爱人如己。张学良敬书。”

杨拯民拿着这封“墨宝”对杨瀚说：“哪能是世弟啊，应该是世侄，张先生太客气啦！”

后来，杨拯民一直想要寻找机会，去美国看望张学良，给历史一个交待。1996年，组织上已经同意杨拯民赴美探望张学良，就当他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要订机票时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身患癌症，必须进行手术。

1998年，杨拯民的身体稍稍恢复，准备前往夏威夷会见张学良。谁承想在成行之前，杨拯民却撒手人寰。听闻此事，张学良和赵一荻还专门发来了唁电，并派代表参加了告别仪式。

最终，杨瀚于1999年6月飞赴了夏威夷，和张学良见了一面，并且还合影留念。但让杨瀚失望的是，对于之前的事，张学良已经不愿多提了。张学良之所以表现得那么“冷淡”，是不是因为他对杨虎城有愧呢？是不是因为长期的监禁生涯，已经消磨了张学良曾经的意气风发吗？

经过研究，杨瀚认为，张学良后来的态度愈发与他此前的方向不一致。“他在1955年给蒋介石写了西安事变的回忆，这个很关键，把杨虎城怎么给他提出建议、怎么抓蒋这些都讲了。”在回忆里，张“承认自己无知，他那个时候有点儿怕死了。

不过在杨瀚看来，虽然有些意外，但是他并不感到失望。他觉得自己此行能够见到张学良，表述一下两代人的交情，够了。